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中的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他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为此，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的授奖仪式上，江泽民主席说：“钱学森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技术科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钱学森同志以他渊博的知识和对人民事业的热忱，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钱学森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究竟做过些什么呢？笔者在此向读者介绍钱学森在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的一些事。

一、关于导弹的决策问题。 钱学森回国不久，在东北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征询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在那时钱学森的意见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

早在1955—1956年，原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并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没有突破。所以当时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大家有比较明确认识的倒是飞机。所以当时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导弹，能不能搞导弹？导弹和飞机的关系是什么？此一争论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摆到了桌面上。

对此，钱学森认为，飞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导弹确是一种新的有巨大威慑力的武器，其作用在二次大战末期已现端倪，飞机与导弹各有优缺点，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的。他还指出，导弹虽然是一种新型武器，但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他给大家介绍说，发展导弹在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当时大家不知道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针对这一情况，钱学森给大家讲解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钱学森的这一分析，为很多人所接受，并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钱学森还亲自给我军高级将领作报告，讲解火箭导弹知识，分析导弹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许多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

所以，在“两弹一星”问题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对于中央作出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二、关于导弹的发展问题。 起初原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搞仿制。但是不久苏联终止了援助，我们只好由仿制转入自行研制。在我们初步掌握了导弹技术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科学家面前。这时钱学森又重点抓了我国地对地导弹发展规划问题。钱学森按照周总理、聂老总的办法，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苏两家先例，美国人走的是大推力发动机的路子，而苏联走的是捆绑的路子。我国地地弹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对此，也有争论。钱学森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我国在1965年制订了“1965—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这一计划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未能按时实现，但却规划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从中近程—中程—远程—洲际的发展蓝图。

三、关于火箭导弹技术的攻关。 火箭导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许多学科领域，有成千上万人参与。而钱学森正好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他早年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就奠定了深厚的数理基础，又在四十年代初的二次大战期间，亲自参与过美国早期的导弹研制工程，由这样一位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在技术上领导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钱老在美国积累的导弹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对于我国攻克导弹技术难关，发挥了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哪里遇到技术难关，都希望钱老给予指点。比如在东风—3号发动机地面试车过程中，不断发生故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钱学森来到试车台，他在细心观察故障情况并听取汇报以后，沉思良久后提出，我们不能总是让故障牵着走，大家是不是回过头来想想有什么根本问题在影响着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是不是应该考虑高频振荡问题？他的话启示了在场的科技人员。在考虑了高频振荡所产生的影响以后，改进了发动机的设计，从此，东风—3号发动机的试车顺利过关。后来，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过程中，钱学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周总理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处理火箭试车问题。钱学森不仅协助杨国宇艰难地排除了各种干扰，而且为重大技术攻关贡献了他的智慧。

四、关于某些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 导弹航天属高科技，技术问题常常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对于一些技术难题往往难于决策。由于当时钱学森是技术负责人，所以一些棘手问题常常提到他的面前，这就需要决策者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也要有一定的胆识。60年代，在基地的一次导弹试验中，因在加泄推进剂时操作有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即弹体瘪进去一块。在场的人看了都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一个大故障，导弹不能发射。钱学森听完汇报，并亲自爬到发射架上，察看故障情况后，认为箱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外面空气压力大，压瘪的。点火发射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所以他主张发射照常进行。由于大家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仍心存疑虑，负责发射指挥的基地司令员甚至拒绝在给中央的报告上签字。最后这份由钱学森一人署名的报告送到北京以后，聂老总批准了钱学森的意见。结果如他所料，这次发射成功了。

五、关于科技管理问题。 作为一名高层技术领导人，钱学森不仅要考虑具体的技术问题，他在科技管理问题上也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并承受了政治上的风险。在50—60年代，我国各项事业的管理都非常落后，管理意识普遍不强，观念又比较陈旧，这与航天这样的高科技事业是极不适应的。再加上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动不动就大搞群众运动，将正确的规章制度看成束缚人们积极性的“条条框框”予以“砸烂”；把发挥专家的作用斥之为“专家路线”予以批判。在这种形势下，一般人都不愿提管理问题，更不敢提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钱学森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于60年代初在五院曾多次讲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并在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论述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强调要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他在五院倡导设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体设计部。他借鉴军队中参谋机构的经验，明确总体部的职责，得到聂老总的支持和赞同。他从抓计划协调技术应用开始，大力推行现代管理技术，并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十分有效。钱老晚年还将这套办法推广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系统科学学科的创建。

六、民主的作风，生活的楷模。 钱老非常敬佩周总理、聂老总的民主作风。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管理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他在五院和七机部担任技术领导人期间，每个星期日下午，总是将几位总师请到家去，研究讨论重大技术问题。钱老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展开讨论。对于意见不一致的，则先由钱老集中，提出解决办法；如在实践中遇到办不通的地方，下次开会提出来，重新研究。钱老曾说过：“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则由我承担责任。这样大家都心情舒畅，能畅所欲言。”